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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色本科論文范文 傳承歷史彰顯本色——淺談秘書與法治社會的關系

版權:原創標記本站原創 星級:★★★★★3.0 主題:電影英雄本色范文 級別:經典畢業論文 范疇:本科學年論文類別:管理學論文范文論文范文編號:glxlw056907 期刊發表:職稱評定 全文字數:8000字 投稿作者:xlsqgs 審稿編輯:專家學者 閱讀次數:274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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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紹興文理學院上虞分院 鐘小安

電影英雄本色論文 電影英雄本色

傳承歷史文化彰顯文化名城

商科特色秘書學本科人才培養實踐——湖南商學院秘書學本科專業為例

秘書角色意識的培養

天竺綜保區服務貿易彰顯特色

【摘要】秘書職業歷史悠久,自唐堯虞舜夏禹商周至秦漢隋唐宋元明清,保持著悠久的記史傳統。從史官到師爺到秘書的發展看,他們具有相互承傳的關系。秘書既是法治的記錄者、傳承者,同時又是社會群體中有較高法治素養的階層,既要出謀劃策,輔助領導,又要記錄歷史,傳播法治,是具有深厚法治內涵的社會職業群體,依法辦事是遏制官場和秘書腐敗的前提。

【關鍵詞】史官;師爺;秘書;法治;傳承

秘書工作在我國的形成歷史悠久,遠在堯舜禹時期,黃帝身邊的史官即為履行秘書職能的輔佐人員。他們負責天文、歷法、記注,同時 文書撰寫、檔案 、典籍整理與保管。此后,歷朝政府中的文職人員與現代的秘書,即由此生發而來。秘書工作在中國經歷過幾千年文化積淀并濃縮著高度的法治精神,具有厚重的法治內涵。

一、法治文獻的記錄和傳承離不開秘書

我國從唐堯虞舜夏禹商周至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以來,就保持著悠久的記史傳統。歷史上的史官,包括活動在官員身邊的各類文職人員,實際上都承擔著秘書工作的重任,他們既要出謀劃策,輔助領導,又要記錄歷史,傳承法治。史料記載,我國最早的秘書人員是在天子、諸侯身邊活動的史官。在《說文》中,許慎說:“史,記事者也。從又持中,中,正也。”江永在《周禮?疑義舉要》詮釋“中”是“簿書”,即案卷。由此可见“史”的本意是手持簡策記事的人員。

《史記?廉頗藺相如列傳》所載秦趙“澠池之會”中,秦王要趙王為自己鼓瑟,趙王照辦。“秦御史前書曰:‘某年月日,秦王與趙王會飲,令趙王鼓瑟’”;藺相如在“五步之內,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”要挾下,秦王才勉為擊缶。藺相如于是“顧召趙御史書曰:‘某年月日,秦王為趙王擊缶’。” 這個史實驗證了史官就是活動在國君和首腦身邊的文秘人員。秘書作为一個社會的人、文化的人、管理的人,必然有自己的思想意識;同時,作为一種職業,秘書必然形成律已的職業道德準則與價值觀念。秘書思想意識中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:一是價值觀念,一是思維方式。如“君舉必書”與“秉筆直書”的優良傳統,冒死請諫,視死如歸的無畏精神;以及“入幕作賓”的做事原則與出謀獻策的鼎助合作僚友態度。據事直書,是史官的職責,失職而生,不如死亡。在齊太史簡,在晉董狐筆,在漢司馬遷,在宋司馬光,都是秉筆直書的史學巨擘。

用歷史的眼光看,史官-師爺-秘書是法治的的記錄者和傳承者,這既是他們職業的內在要求,同時也是由他們所處的崗位性質所決定。甲骨卜辭一般被認為是中國歷史最早的文字記錄形式,商代后期刻在占卜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,也是史官保存下來的重要歷史檔案。除甲骨卜辭外,商代的銅器銘文也被認為是正式史著的源頭,它們出自史官之手也當是不爭的事實。在西周銅器銘文中,除了“某人作某器”一類簡單記載外,比較常見的是記錄君王(主要是周王)的任命、賞賜或記功表德的文字。另外,也出現了一些較特殊的記事銘文。西周銅器銘文的全盛主要表現在兩方面:一是銘文篇幅加長,一是銘文內容豐富。不僅百字以上的銅器銘文西周時期已很多見,二、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。尤其詳細記錄周王對毛公誥命之辭的毛公鼎銘,是已發現的商、周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,文字多達498個。這樣的法律文獻,如果不是由專業的史官負責撰寫,簡直是無法想象的。

縱觀中國歷史的發展,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,就是中國法治史上,那些在政治領域有影響、在法治建設上卓有建樹的學人、知識分子,大都當過史官,干過秘書工作。倉頡是黃帝時的史官,我國原始象形文字的創造者,我國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創人之一。“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栗,夜鬼哭!”有了文字,人類从此由蠻荒歲月轉向文明生活。他仰觀天象,俯察萬物,首創了“鳥跡書”震驚塵寰,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。老子作過“周守藏室之史”;子產在簡公十二年(公元前554年)為鄭國卿,公元前536年,子產“鑄刑書”,是第一次公布成文法;李悝是文侯心腹之臣,參與機密,作過中山相和上地守,任相時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制定了《法經》,進行變法推行新政;屈原曾“為楚懷王左徒,入則與王圖議國事,以出號令;出則接遇賓客,應對諸侯”,也干了不少秘書的工作,他主張對內舉賢能,修明法度,對外力主聯齊抗秦;司馬遷與唐都、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“太初歷”,改變以十月為歲首的秦代制定的顓頊歷習慣,以正月為歲首,奠定了我國農耕社會其后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;賈誼曾是皇帝的高級文秘,二十多歲即被漢文帝召為博士,屢獲升遷,“諸律令所更定,及列侯悉就國,其說皆自賈生發之”;蘇軾在北宋元祐年間任知制誥,為垂簾聽政的高太后起草詔令;宋仁宗時王安石擔任知制誥三年,為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變法積累了經驗。這些人物都是法律領域卓有建樹的大家。

在政治階層內,秘書的地位一般也比較高,從歷史的縱向角度考察,秘書這個職業群體,是法律的記錄者與傳承者。李斯在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后,雖然當了宰相,但是也作了許多秘書工作。秦朝的許多詔令,包括記載秦始皇巡行天下、展示其功德的碑志、石刻、銘文等,都出自其手筆;司馬遷接受宮刑以后升任漢武帝身邊的中書令,這也是個高級文秘的崗位,但他卻是在這個位子上最終完成了巨著《史記》。現代社會中,秘書群體往往也是未來領導的后備隊伍,這既是歷史法律傳統的延續,当然也和秘書工作的重要性質分不開。

從當代秘書的職能來看,秘書在領導者身邊工作,是領導的參謀和助手,其職責是為領導服務,實際也是在間接推動著本領域的各項工作包括法治建設向前推進,特別是一些高級秘書,他們的思考、經驗、智慧往往就是領導人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之一。秘書做到了與領導在思想上進行交流和溝通,在工作上的緊密配合與協調,這樣,領導決策不僅更能走向科學化,工作的开展也會更加有效。可以說,史官-師爺-秘書不僅是法律法規的記錄者,也是社會文明與法治進步的傳承者。

二、法治素養是秘書的立身之本

從史官到師爺到秘書,他們大都有較高的法治素質與修養,并在輔佐上司時體現出較強的法治精神。公文处理、機要保密、來信來訪、信息調研等秘書工作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法規。秘書工作法規既有鮮明的時代特點,又有厚重的歷史積淀。當代秘書工作的法規既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映,又是遠古以來歷代秘書工作法規的繼承與發展。

奴隸制法律在夏、商、周時期以習慣法為主,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,滲透了神權思想。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代的法律總稱為“禹刑”。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稱,是后人為紀念先祖禹而命名的,是后人追認的。一般認為,《禹刑》的性質相當于現代的刑法典,刑與法的含義基本相同,出現的刑罰條款,標志著法律制度在夏代已經产生,它的特點是禮刑并用。商朝在繼夏而起后很快就制定了《湯刑》,由湯在都城西亳制定,祖甲時期作了修訂,這部刑法法典,是一部初具規模的奴隸制的成文法典。“六經皆史”,從先秦保存下來的各種經典,“六經”中的《尚書》和《詩經》就記錄了不少周人活動的史實。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詩、書、易等典籍,語言都非常通俗,有的甚至就是当时的鄉言俚語。在那個少數人占有文化教育權力的遠古年代,經典原始資料的形成,就一定不能缺少文秘人員的撰擬與積累。

我國歷史上的史官,包括活動在官員身邊的各類文職人員,實際上都承擔著秘書工作的重任,他們既要記錄歷史,又要傳承法治。漢代統帥率軍出征,設置府署,可以自行招聘文職僚屬,幫助处理軍政事務,稱為“幕府”,在統帥左右的僚屬,稱為“幕僚”“幕職”。幕僚種類繁多,“主簿”相當于近代參謀長、“長史”協助統帥部工作、“記室”參議軍機,“參軍”幫助指揮軍事行動,有的類似近代副官及管理文書和各類檔案的秘書等等。一直到明清時期,幕僚都是指服務于軍事機構的文職官員。凌蒙初在《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》一節中寫的“幕僚”林大合,是四川省都指揮使司下屬的斷事官(一省最高軍事長官及其指揮機構的軍事審判官),当时林大合的職位是 四川成都府汶川縣縣官。

清代的法律極其復雜,正式的法典為《大清律》,共有436條,按名例律、吏律、戶律、禮律、兵律、刑律、工律分為七篇。律之外,又有“條例”,條例是由皇帝批準發布的刑事單行法規,大多一條一事,但也有條例本身包含十幾條條文的。《大清律》最后確定于乾隆五年(1740),定律時將條例分別附于各有關律條之后,合稱《大清律例》,共1009條。汪輝祖在《佐治藥言?讀律》說:“神明律意者,在于避律,而不僅在引律。如能引律而已,則懸律一條以比附人罪,一刑胥足矣,何借幕為”汪輝祖主張師爺要精讀《名例律》,因為《名例律》規定了整部《大清律》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則。他說“一部律例精義全在名例”。《大清律》的條文具体,各項罪名、具体量刑都規定明確,無法靈活運用,也較難規避。而《名例律》多為原則規定,可以靈活運用于各種罪名的定罪量刑。

師爺精讀、鉆研律例的目的,不僅在于能夠正確地理解法律、適用法律,而且還要能夠規避法律,靈活運用法律。律例不精,害人害己,刑名師爺不僅要精通律例,還得熟悉成案,在精通律例的基礎上掌握成案。師爺的“避律”訣竅,是直接運用法律以外的手段,援引法律之外的規范體系,堅守原則的一種體現。從現代法治眼光來看,這簡直不可思議,但在中國傳統社會里,它卻是被人們欣賞的一種才智的表現。研究法律、精通法律的目的既在規避法律、活用法律,自然這種技能才干的運用也就因人而異──正直者可用“避律”減輕無辜者的痛苦;但一些小人也可利用“避律”寬縱罪犯,最后造成“人治”的結果,這就需要我們注意認真區別处理。

明清時科舉考試規定考生只讀四書五經,通過科舉考試 的人并不懂行政管理,不懂法律。清朝讀書人不讀律例,一旦做官,對于律例茫然一無所知,而司法又是州縣官的職責,關系前程,官員自己的才智有限,只好花重金禮聘懂刑法、懂財政稅賦收入的師爺為他們出謀劃策。出堂審案的是州縣官,幕后出主意,真正辦案,擬稿定罪的卻是師爺。師爺必须熟讀律例,輔佐幕主辦案。師爺如果只會正確地運用法律,不過是刀筆小吏的功夫,只有會規避和靈活運用、能使法律為我所用,才是師爺的看家本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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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爺行里有一句名諺語,即“多讀一年書,少讀十年律”。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古代法律本身就是根據儒家禮教原則制定的,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法律多偏重在刑法,而屬于民事方面的很多案件,只能以儒家經義來加以判斷。引經斷獄一直是中國傳統法律所認定的司法審判最高境界。后人評論清代幕學的演變時,認為“百年以前(指康、雍、乾三代)類多引經斷獄,據理原情,其文案典雅可誦” ,达到了幕學的最高水準。汪輝祖說:“幕之為學,讀律而已”,“幕客佐吏,全在明習律例。”汪輝祖就是因為善以經義斷案而名聞江南,被尊為“名幕”。

三、依法辦事是遏制腐敗的前提

漢漠拉比法典開創了人類文明之光;秦王用法家嚴律治世,攻下秦朝一統江山;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,打下漢朝開國基石。古來兵法之首必须嚴明軍紀,周亞夫細柳治軍,不難看出法規的重要。而項羽亂封諸候,引來大亂,天下叛之。社會管理中的公文处理、機要保密、來信來訪、信息調研等秘書工作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法規。這些秘書工作法規既有鮮明的時代特點,又有厚重的歷史沉淀。當代秘書工作的法規既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映,又是遠古以來歷代秘書工作法規的繼承與發展。

軍隊的戰斗力來自于鐵的紀律,企業的競爭力來源于嚴格的行規業紀,同樣,機關單位的生命力則來自于嚴格的法規制度。 同志在1948年秋天為《中國青年》第二次復刊號致詞:“軍隊向前進,生產長一寸;加強紀律性,革命無不勝。” 時光雖已流逝數十載,教誨卻不因時而廢。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,那一隊隊威武雄壯的閱兵方陣,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不正是力量與紀律的體現么世界要和平,國家要安定,百姓要富裕,離不開社會的穩定、離不開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。只有做到有法可依,有章可循,強制人們該做哪些事情,不該做哪些事情,這樣我們才有繁榮昌盛、安定平穩的發展環境。

唐睿宗時期,竇懷貞為雍州長史,手下有個司戶(刑名師爺)叫李元纮,竇懷貞当时依附太平公主,是一位大大的貪官腐官。李元纮恰好相反,不媚上,性清儉。有一次,太平公主霸占寺廟里的一個石磨,和尚告到李元纮那兒,竇懷貞企圖包庇,李元纮堅决不干,在判決書上寫道:“南山或可改移,此判終無搖動。”太平公主無奈,只好把石磨還給了寺廟。李隆基上臺后,太平公主被誅,李元纮遷萬年縣令,积极舉證竇懷貞的貪腐劣跡,終使其在劫難逃,“投水死,追戳其尸”。

明清時期的師爺也有不少高手。如明朝嘉靖年間的宛平縣令曹某,貪婪成性,“滿三年,金箱玉囊,動盈千數”。他手下有個師爺叫孔侑德,跟曹某曾是同鄉同學,私人關系也不错。但孔侑德比較正派,對曹知縣的貪腐非常不齒,就偷偷記了一本黑賬,以匿名方式遞給了順天府衙門。這下子曹某可慘了,做知縣三年間所干的每件貪污事全被曝光。

清代師爺最為活躍,在官場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極為重要,有良知的師爺也积极加入到反腐行列。康熙二十年,于成龍受命為兩江總督,自直隸啟程,輕車簡從,微服袖錢數十文,直赴江寧總督府。時任江寧知府名叫周艮甫,周艮甫的刑名師爺也姓周,叫周俞承。那知府周艮甫,在江寧任職多年,上下勾結,又有朝中權貴撐腰,勢力不是一般的大,貪賄徇私、強霸民女的壞事沒少干,甚至揚言:他于成龍再厲害,恐怕倒霉的未必就是我。于成龍是真的沒有公開針對他,而是暗中發展了一個“臥底”,就是周俞承。

原來,于成龍赴任途中自投旅舍,做了調查,這位周師爺在百姓中的口碑頗好,不吃請,不受賄,辦事也竭心盡力,比較公正。在于成龍的一番激勵下,周俞承欣然答應,回到知府衙門就開始收集整理周艮甫的貪腐證據。由于他是周知府的刑名師爺,知府大人貪腐作惡的故事,以及和許多貪官之間如何沆瀣一氣的牽連,他基本都清楚,很快就完成了“臥底”任務,把周知府違法犯罪的第一手材料遞送到于成龍的案頭。康熙二十三年,江寧知府周艮甫被誅,周俞承反腐有功,被于成龍保薦,在福建按察使手下當副使,干起了專職反腐工作。

腐敗是人民之敵、政權之敵,人民最痛恨腐敗,腐敗對政權穩定威脅最大。黨的十八大以來,反腐挽回了寶貴的人民信任,反腐是為了讓紅色江山永不变色,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,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“中國夢”。在現實生活中,大部分秘書都能潔身自好,但也存在違法犯罪的秘書案例。腐敗案中影響較大的有“河北第一秘”李真收受賄賂被判處死刑;北京市委原書記陳希同的秘書陳健,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;北京市原副市長黃超的秘書何世平,受賄被處有期徒刑16年;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炬的秘書蔡建輝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;鄭筱萸的兩任秘書郝和平、曹文莊,也因巨額受賄分別被判刑5年和“死緩”;上海市寶山區原區長、曾经大紅大紫的“上海第一秘”秦裕被判處無期徒刑;周永康的秘書六人幫相繼殊途同歸;而“全國第一大秘”的令計劃亦被雙開。要杜絕官場和秘書腐敗就必须依法辦事。

通過依法辦事,規范秘書的權限和職業地位。用法律規范秘書的權限和職業地位,旨在使秘書工作遵循法定的程序,保證其工作運行的合法性、科學性、高效性,更好地實現其輔助服務職能。同時必须清晰界定秘書的工作性質和職業地位,完成其由“官員”到“職員”的转变。促使秘書人員在其權限范圍內全心全意地為領導服務,為人民服務;不能濫用職權,以權謀私。減少或消除其行使權限過程中的隨意性,規范其職業地位,樹立職業化思想,走職業化、法治化道路。

通過依法辦事,建立秘書權力制衡機制。權力不僅需要監督,而且需要制約。在秘書與領導、社會的關系中,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,把權力分散,讓權力互相制約。一方面,領導、社會賦予秘書一定的權力;另一方面,秘書也可對領導的權力進行監督,使各自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圍和程序內使用權力。从而保證權力的合理運行,使權力置于各種監督之下,為秘書和領導拒腐防變樹立一道有效的屏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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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依法辦事,規范秘書選拔程序,有效地推進秘書職業化。秘書職業覆蓋面廣,從業人員多,因而素質高低不一。因此,必须對秘書任職資格實行嚴格的統一認證制度,有效控制秘書崗位的入口,提升秘書隊伍的整體素質。同時也有利于促進秘書隊伍建設的職業化、正規化及與國際接軌。

秘書應擺正位置,不能因特珠的工作而自滿自傲,高高在上,不可一世,甚至“挾天子以令諸侯”,借領導者名義以權謀私,以職謀私。而應該對上尊敬、請教,不卑不亢;對下熱情有禮,和睦相處,把自己個人的利益融合到集體的利益当中,潔身自好,以清醒的頭腦和堅定不移的態度抵制拜金主義、享樂主義、個人主義的腐蝕和誘惑。秘書群體往往是未來領導的后備隊伍,這既和秘書工作的重要性質分不開,也是歷代律法傳統的延續。法治社會對秘書主體意識的期望,不僅要加強秘書主觀因素的教育,更需要努力創造一個有利于秘書法治主體意識發展的社會環境。擬采取的措施有:

首先,各級黨政領導要關心秘書人員的工作和生活,對秘書人員不但要使用,而且要教育培養;不但要交任務、壓擔子,還要教思想、教方法;不但要嚴格要求,而且要平等待人。总之,不但要馬兒快快跑,還要讓馬兒吃好草,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。

其二,辦公室的領導同志要掌握秘書人員的思想脈搏,注意秘書人員的心理變化,及时做好教育疏導工作。特別是在秘書人員情緒消極、低沉時,要正確加以引導,使其健康成長。在分配任務時,要注意秘書人員的心理承受能力,因人因時制宜,使秘書人員始終保持熱烈而鎮定的情緒,緊張而有秩序發工作。

其三,社會各界要理解和尊重秘書。秘書工作是一項特殊的職業,工作范圍涉及到各個領域,離不開社會各界的支持。社會上少數人對秘書工作或毀或譽,帶有一定的偏見。因此,希望社會各界能理解秘書的感情,體諒秘書人員的甘苦,尊重他們的勞動,支持他們的工作。

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《紹興師爺手稿整理研究》(編號15BSH002)研究成果之一)

參考范文:

[1]當代建筑設計中歷史文化的繼承

[2]微博時代贛南紅色文化在高校的傳承

[3]文化融合狀態下區域性城市歷史文化特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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